郭凯：反垄断不只有经济视角 ——一篇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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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成为拜登总统的反垄断政策特别助理。多年来，吴修铭一直在呼吁加强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此次拜登将其纳入麾下，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本届美国政府的反垄断立场。

《庞然大物的诅咒：新镀金时代的反垄断》是吴修铭的代表著作之一，尽管篇幅不算长，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郭凯认为，这本书“可以算是吹响新布兰迪斯主义号角的作品之一，也是对芝加哥学派反垄断理论的反思，这本书里所体现的思考反垄断的框架实际上正在重塑美国关于反垄断的讨论，或者更确切的说，关于如何思考大科技公司问题的讨论”。

吴修铭这本书的名字和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来自于美国20世纪初的大法官布兰迪斯。布兰迪斯或者布兰迪斯主义认为，庞然大物（的企业），无论是否构成垄断，庞大本身就是问题。

吴修铭认为，过去40多年的反垄断背离了美国反托拉斯浪潮的初心，将反托拉斯的概念和内涵定义得过于狭隘的芝加哥学派成为反垄断理论的主流，因此现有的反垄断审查对于谷歌、亚马逊、脸书这些互联网巨头的一些做法无能为力，从而让美国进入了“新镀金时代”。

吴修铭认为，反垄断实际上是对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安排，是为了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但芝加哥学派主要看是不是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最直接的证据是价格是上升还是下降，这是偷换了反垄断的目的。

应该如何对这些大型科技企业实施有效的反垄断？吴修铭认为，反垄断应该回到布兰迪斯的传统，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布兰迪斯主义，反垄断最终要实现的是恢复平等和分散的经济格局。最重要的是，要把反垄断的目的从保护消费者福利还原到保护竞争。

“吴修铭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不是他对历史的回顾或者他开出的药方，而是他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了反垄断不能只是一个经济问题。”郭凯在这本书的读书笔记中写道。他进一步强调，指出问题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何在互联网巨头的时代反垄断既是巨大的理论问题，更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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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不只有经济视角

——一篇读书笔记

文 | 郭凯

2021年1月8日，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发了一条消息，决定永久封禁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账号，理由是特朗普的推特账号可能进一步煽动暴力。其它社交媒体公司如脸书等也都采取了类似措施。推特等公司封禁特朗普的是非对错放在一边先不讨论，这件事情也是公权力和大型科技公司力量对比的一次展现。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显然对推特这些公司的做法无能为力，而推特、脸书这些私人公司却可以瞬间让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失去最重要的发声渠道。

这些对比让人不得不产生很多的思考和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恐怕非常自然：第一、大科技公司是不是应该在管理言论方面（这只是一个例子，科技公司涉足的领域远不止言论）有比总统、国会和法院更大的权力？第二、科技公司如果有这么大的权力，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某种制约？

推特封禁特朗普后不久，拜登就任美国总统。2021年3月初，拜登任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和竞争政策的特别助理。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一方面是因为吴修铭曾创造了“网络中性”（net neutrality）概念并最终成为官方政策而早已名声大噪，更重要的是吴修铭近年来已成为“反大科技公司”的代表人物，不少人把这一任命视作拜登政府对大科技公司政策取向的风向标。

欲知风向，莫过于读吴修铭本人的著作。2018年，吴修铭出过一本名为《庞然大物的诅咒：新镀金时代的反垄断》的小册子。这本书短到可以算一篇很长的论文，但在我看来可以算是吹响新布兰迪斯主义号角的作品之一，也是对芝加哥学派反垄断理论的反思，这本书里所体现的思考反垄断的框架实际上正在重塑美国关于反垄断的讨论，或者更确切的说，关于如何思考大科技公司问题的讨论。

吴修铭和他的著作《庞然大物的诅咒：新镀金时代的反垄断》（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镀金时代和新镀金时代

美国现任财长耶伦上任之始给美国财政部的全体员工发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现今的美国经济做了这样一个描述：美国处于一个已经累积了50年的经济危机之中。倒算一下，耶伦认为美国当今的经济问题不是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不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不是2001年美国开始进入反恐战争的问题，不是1990年代美国开始讨论历史是否终结的问题，也不是1980年代里根经济学的问题，而是始于1970年代。1970年代对于经济学而言，是一个滞涨的年代，是老凯恩斯主义被宣布“死亡”，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古典主义兴起，芝加哥学派如日中天的年代，也正是那个时代形成了当下美国反垄断的思维范式。说一句题外话，耶伦和她丈夫阿克洛夫都是1970年代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独立和合作的研究都有）实际上在学术上都是对新古典主义和芝加哥学派基本假设的反思。

吴修铭的书也恰恰是从1970年代说起，他认为从那时起美国就进入了所谓的“新镀金时代”。“镀金时代”因马克·吐温的小说而得名，一般指的是美国南北战争后的19世纪最后三十年。那是一个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看起来高度繁荣的年代，但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开始变得高度集中，诞生了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等诸多寡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腐败盛行、社会矛盾突出、寡头干预政治的年代。1900年时，1%的美国人拥有美国超过一半的土地，而底层50%的人仅拥有1%的土地。占人口0.33%的百万富翁占有17%的财富，而底层的40%人口却没有一丝一毫财富。“镀金年代”讽刺的就是那个年代看起来像是黄金年代，但刮掉外面那层薄薄的金箔，里面实际是破铜烂铁。吴修铭认为，过去40多年，美国开始进入了“新镀金时代”，与100多年前的“镀金时代”类似，美国经济开始变得越来越集中，1997年和2012年之间，美国75%的行业变得更加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2018年时美国最富1%的人口占有23.8%的收入和38.6%的财富，而“新镀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寡头就是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这样的大型科技企业。吴修铭觉得，应对“新镀金时代”大科技寡头带来的挑战，部分的答案也许要回到“镀金时代”，看看那个时代的垄断是如何形成的和最终如何被打破。

镀金时代的托拉斯运动

根据吴修铭的描述，19世纪的后半期和20世纪的前期，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垄断运动，在美国就是托拉斯运动。美国的各个行业都形成巨大的独占整个行业的托拉斯，这些托拉斯既不需要面对竞争，也几乎不受政府约束。在1895至1904年的短短十年间，2274个制造业企业合并成为157个大型公司，每个几乎都称霸所在的行业。虽然最具代表性的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但吴修铭特别指出，摩根才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垄断制造者。他利用手中的资本，将成百个钢铁企业合并成为美国钢铁，垄断了美国西部和东北部的铁路，垄断了大西洋的海运，是AT&T占领电信业最重要的幕后推手。摩根甚至成为资本运作的榜样，别人模仿摩根的做法成立了烟草托拉斯、棉花托拉斯、糖托拉斯、橡胶托拉斯、电影托拉斯甚至火柴托拉斯、钉子托拉斯。整个垄断运动的过程，也是一场巨大的造富运动。摩根将美国钢铁推向垄断的过程中买下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卡内基的产业，摩根答应付给卡内基的钱相当于今天的3100亿美元。

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垄断运动似乎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洛克菲勒、摩根这些人觉得垄断才是工业社会更好的商业形态。那个年代也许最重要的哲学家斯宾塞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为垄断运动提供了哲学基础，适者生存，强者更强，如果一个企业因为很具竞争力而垄断了一个行业，为啥要阻止这件事情呢？洛克菲勒就说：“大企业的成长仅仅是因为适者生存，这是自然规律，这是上帝的法则。”

吴修铭指出，也正是这场托拉斯运动，开始动摇美国建国的经济基础。通常被视为触发美国独立运动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吴修铭说，本身就是一场反垄断示威。美国建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分散化。为了防止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美国宪法对政府权力做出了诸多限制，并设计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格局。但托拉斯运动改变了美国相对平等和分散的经济格局，经济力量迅速集中，并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影响政治，最终导致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浪潮。

布兰迪斯主义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吴修铭这本书的名字和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来自于美国20世纪初的大法官布兰迪斯。布兰迪斯或者布兰迪斯主义认为，庞然大物（的企业），无论是否构成垄断，庞大本身就是问题。吴修铭在书中引用了布兰迪斯1911年的这样一段话：“…第一，一个公司可能太大，从而已经不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和分配模式；第二，无论公司是否超过了最优的规模，对那些向往自由的人而言（太大）的公司可能都是无法容忍的。”换言之，公司过度庞大，本身就是问题。布兰迪斯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它反对的不仅仅是垄断，而是庞大；二是它的出发点不只是经济视角。如果考虑布兰迪斯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也就是美国的镀金时代，出现这种思潮似乎不难理解。

比布兰迪斯主义诞生稍早一点，美国民众对托拉斯的反感情绪日益高涨，民粹主义十分流行，作为一种政治姿态或者政治需要，美国通过了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是一位参议员，此法的主要支持者，他是美国南北战争名将谢尔曼将军的兄弟，所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谢尔曼坦克是同一个家庭的谢尔曼。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它诞生之日，并不必然会成为一部有牙齿的法律，但是布兰迪斯主义的兴起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长出牙齿提供了思想基础，而西奥多·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则使得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真正成为反托拉斯利器。

反托拉斯浪潮

吴修铭介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是中国人更熟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叔叔）深信，应该是公众统治公司，而不是公司统治公众。托拉斯和华尔街的过度扩张，使得托拉斯和华尔街对政府的影响要超过选民，这对于罗斯福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因此罗斯福的结论和布兰迪斯主义的结论不谋而合，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则是他可以用来使用的法律武器。

罗斯福总统开刀的第一个人就是摩根，他让美国司法部援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阻止了摩根财团试图通过北方证券公司这样一个新的托拉斯垄断美国西部铁路的企图。这一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正式向托拉斯宣战，也标志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真正长出牙齿。当然，罗斯福总统最著名的反托拉斯案例还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洛克菲勒石油帝国的兴起足够写另一本书，当罗斯福总统对标准石油开刀的时候，标准石油已经占据了美国国内石油市场90%的份额。与阻止一个新的托拉斯形成不同，标准石油是一个已经形成巨大气候的现有托拉斯。事情的结局已早为人知，标准石油拆成了34块，其中主要的是7个公司，这中间包括后来的埃克森公司、美孚公司和雪弗龙公司，各自也都成长为石油巨头，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标准石油的庞大也许并不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标准石油的分拆也为后来的反垄断提供了一个行动的模板。

但是，根据吴修铭的书，标准石油的下场并非必然就是分拆。事实上，罗斯福总统给了洛克菲勒一个选择，就是将标准石油变为一个接受政府管理的公司，但洛克菲勒没有接受。这个细节非常关键，反映了罗斯福总统担心的其实既不是标准石油太大，也不是标准石油垄断。吴修铭在书中还记录，后来罗斯福在1912年自创进步党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提出的一条重要政策主张就是用政府管理的方式来解决托拉斯的问题，他的竞争对手威尔逊则坚持应该通过保持竞争来解决托拉斯的问题。最后，那次选举是威尔逊胜出，也使得后来美国反托拉斯的主要范式是通过拆分，这一选择和德国、日本的选择截然不同。吴修铭觉得，德国和日本选择的政府垄断模式跟两个国家后来走上法西斯道路有着密切关系。二战后，美国、西欧和日本都逐步接纳了美国反托拉斯的模式，也就是拆分垄断企业，保证竞争，反垄断的浪潮也达到高峰。但吴修铭在书中写道，洛克菲勒创建的芝加哥大学和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使得反垄断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使得过去40多年的反垄断背离了美国反托拉斯浪潮的初心，从而让美国进入了新镀金时代。

芝加哥学派的兴起

芝加哥学派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吴修铭对芝加哥学派的批评并不在于他觉得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是错误的，而是在于芝加哥学派把反托拉斯的概念和内涵定义得过于狭隘。按照吴修铭的说法，芝加哥学派把判断垄断的标准定义为是否影响消费者福利，而是否影响消费者福利的主要标准就是是否导致价格的上涨。后来反垄断理论虽然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但核心的理论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因此，‍‍‍芝加哥学派实际上是偷换了垄断的概念，用一个更狭隘和更技术的关于垄断的定义，替代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里实际上对于垄断更为一般性的定义。‍‍‍芝加哥学派也偷换了反垄断的目的，现在反垄断主要看是不是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最直接的证据是价格是上升还是下降，但吴修铭认为反垄断实际上是对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安排，是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

正因为芝加哥学派的理念成为反垄断理论的主流，现有的反垄断调查似乎对巨型互联网公司的兴起和这些公司明显的垄断或者反竞争行为无能为力。书中举了脸书收购Instagram的案例，美国和欧洲的反垄断审查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理由是：脸书没有很强的照片功能，所以脸书跟Instagram没有竞争关系。Instagram没有广告收入，所以Instagram跟脸书也没有竞争关系。因此，这两个公司不是竞争对手。吴修铭在书中说，这得需要多少年（芝加哥学派）的训练才能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一个十岁的孩子都会告诉你脸书和Instagram就是竞争对手。谷歌、亚马逊、脸书这些互联网巨头正在做洛克菲勒和摩根当年做的事情，但现在的反垄断法对这些做法却无能为力，难怪美国进入了新镀金时代。

新布兰迪斯主义

吴修铭认为，反垄断还是应该摆脱芝加哥学派的思维，回到布兰迪斯的传统，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布兰迪斯主义，反垄断最终要实现的是恢复平等和分散的经济格局，换言之，要打破庞然大物的诅咒。要强化并购审查，审查的目的是避免过度的集中。要更加透明化和民主化并购审查的过程，从而使得公众可以参与其中。要继续调查大的案例，起到威慑作用。要拆分过大过度集中的企业。要开展市场调查，深入分析市场的竞争状况，如果市场无法自发的保证竞争，那政府就要介入。最重要的是，要把反垄断的目的从保护消费者福利还原到保护竞争。

最后一点感想

吴修铭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我看来不是他对历史的回顾或者他开出的药方，而是他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了反垄断不能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过于狭隘的看待反垄断也许会让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后发生本文开篇描述的那一幕。但是，指出问题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何在互联网巨头的时代反垄断既是巨大的理论问题，更是迫切的现实问题。不少国家也许会选择政府更多介入互联网巨头，更多的管制，更多的监管，更多的规则，甚至不排除将部分服务变为公用事业管理，但这种模式的度在哪里，副作用是什么，恐怕只能通过试错才能知道。新的技术也许会被开发出来，福山提出的“中间件”方案（编者注：中间件一般是指位处现有平台之上的软件，可以修改底层数据的呈现方式。添加到现有技术平台的服务中后，中间件可以让用户选择如何为他们规划和过滤信息）首先就必须在技术上可行。还有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给公众赋能，让公众自己，而不是通过政府，来制约互联网平台的过度扩张。如果是吴修铭，我觉得他会鼓励分拆互联网巨头，至少那是我从他的书中读出的意味，似乎也更符合布兰迪斯的原意。吴修铭刚刚加入拜登政府不过两个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他的新布兰迪斯主义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责编: 鲁西 李俊虎 |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